对于一向以学术社科类著作赢取读者口碑的三联书店来说，如何能在竞争激烈的商业市场中保持自身的文化追求，是一个难题。贾宝兰透露，目前的利润主要靠的还是《读书》和《三联生活周刊》这两本杂志，但“三联上下从编辑到老总，又都不愿意去做过于世俗化的东西”。
 
　　另一位著名出版人解玺璋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出版体制改革并非将出版社推上市场就万事大吉。出版社的经营是否完全以市场为标准，也还有讨论的余地……无论是国有出版社，还是非国有出版公司，在追逐利润和利益的竞跑中，出版体制改革所应当承担的文化诉求，都有可能被轻视或被忽略。”
 
　　“走出去”有很多办法
 
　　贾宝兰认为，出版社“走出去”，有很多办法。一是出口外向型图书，针对国外市场专门设计、量身定做，这一块“风险最小、最有潜力”；二是和海外出版机构合作；三是直接并购国外出版机构，在海外建立出版公司，不过，这显然是风险最高的一条路。
 
　　针对这几条路子，贾宝兰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提倡外向型图书生产，组织专家开展海外市场调查研究，开发适销对路的新品种。据她观察，三联书店的民俗系列(如福建土楼)就卖得相当不错，此外还有儿童、中医药以及反映改革开放30年等方面的图书，也受到国外读者欢迎。
 
　　海外留学生资源，也是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力量。贾宝兰说，这几年在海外图书引进中国的过程中，留学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充当了媒介和桥梁，他们对海外市场很了解，并且有为国效力的热情，不可忽视。此外，在出版社内部，也应着手培养面向国际市场的编辑和版权人员。
 
　　在夯实了自身力量之后，贾宝兰认为，国家应建立救助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在并购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在其他行业曾经出现过。我们也应该提前把这个考虑进去。现在全球不景气，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加入风险评估也是必要的考虑。”
 
　　在国家力量推动下，法兰克福书展与中国出版业的成功联手，让出版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改革愈发迅猛，现行《出版管理条例》也随之不适应现实了，贾宝兰呼吁加速重新修订。例如，作为股份制公司的出版集团的投融资、并购等问题，这部法规中完全没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