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期（2）

    同样，母亲陈振美对谢晋童年思想的形成也产生巨大影响。陈振美是余姚马诸镇上一位大户人家的千金，家中除了有许多田产外，在北京、上海还开着多家银楼和钱庄，当时一些啸聚山林的强盗，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八十八团团长田胡子（田岫山），把陈家看做是一块肥肉，经常从四明山下来，到陈家敲诈勒索，后来干脆明夺暗抢。陈振美是这个家庭当中最小的一个女儿，也是谢晋外婆最宠爱的一个女儿，因为宠爱，外婆甚至允许女儿在缠脚之后又重新放开，在这陈家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先例的。民国7年，即1918年的一天，年方二八的陈振美经媒人牵线，与同样年龄的谢春溥订了婚。一个是出身名门望族的少年公子，一个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家闺秀，因此，这桩婚姻一经传开，便在当地引起轰动。
        转眼又过了两年，即民国十年，宣统皇帝刚刚即位，世道有些太平，佐清先生和龙店王经过几次磋商，决定给两个孩子完婚。这一年谢春溥和陈振美都是18岁。结婚那天，一乘顶上装有“五岳朝天”锡制饰物的大轿，将谢家企盼已久的新媳妇抬了过来，前面有大红灯笼开道，后面是浩浩荡荡长达六里的抬嫁妆的队伍。新媳妇下轿时，谢晋的祖母，也就是陈振美的婆婆在谢家铺着红地毡的正堂门前接受新媳妇跪拜的时候，悄悄地对旁边的佐清公笑着说：“相貌倒不错，就是脚大点。”  
        新媳妇进门，不仅是佐清公一房的喜事，也是整个盖东谢氏家族的喜事，于是各户长幼，远亲近邻，纷纷前来贺喜。就在陈振美进门后的第三年，她便给已经等得有点心急的谢家生个了虎头虎脑的胖儿子，他就是谢晋。这一天是民国十二年的10月14日，是金秋一个天高云淡阳光灿烂的好日子。
        谢晋的出生，对陈振美来说，多了一根生命中的精神支柱。她认为，儿子的命运与她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因此，当她由孝顺媳妇的角色转换成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她几乎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投放到相夫教子中去了。
        儿子开始牙牙学语了，儿子开始会走路了，儿子要读书了，所有这一切，都牵系着陈振美作为母亲的心。这期间丈夫谢春溥已去上海电器公司工作，教育孩子的重担，自然地落到了陈振美的肩上。当然，这对知书识字，甚至熟读了不少唐诗宋词的她来说，算不了什么，难的是对儿子人格的教育。儿子好学，她听了高兴，儿子好动，她心里不安，生怕有个什么闪失，不好向谢家和丈夫交待，有好几次，她是把儿子从演“草头戏”的台下找回来的，看这种粗俗的乡下戏，对谢家的子孙来说，是有失身份的。为此，她曾狠狠地教训了儿子几顿。她常常用最朴素的语言教育儿子要自爱、自立、要奋发向上，要尊敬长辈，要善待穷人。而所有这一切，她又往往从自身做起。在家里，对长辈，她是公认的孝顺媳妇，对丈夫，她是公认的贤惠妻子，对儿子，她是公认的慈爱母亲，而对穷人，她又是公认为最具菩萨心肠的人。在家里无论做长工的或做短工的穷人，经常会得到她资助的衣物，而这一切，对童年时期的谢晋来说，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陈留小学，他常常学着母亲的样，将自己多余的文具用品送给同学们，有的同学因家境贫穷，常常饿着肚子来上学，谢晋看到后，就会趁课余时，到家里拿来食物给饿肚子的同学吃。可以这么说，谢晋这些美德，就是在母亲潜移默化的教育下养成的。数十年以后，已成为大名鼎鼎电影导演的谢晋与笔者说起这段往事时，不无感慨地说：“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艺术家，小的时候，我从我的祖父母，我的父亲、母亲身上受到了人道主义的教育，走上从艺道路以后，我从许多优秀电影，如《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当中受到了启发。我认为，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时候，对人的爱，是永远不会过时的。”